台灣印的書，質量很高，價錢也可觀。美國大學對購買圖書，是有錢的。所以台灣書店每年單是賺這一筆錢，不是小數目。台灣印書，如大套的叢書，不惜成本，應有盡有，取用真是方便之極。例如我在國内要想翻閱一下《康熙禦制文集》，那可費大事了！但在那裡，舉手可得。做點學問，可以免除多大的時間精力的浪費？這樣的一筆文化賬，不知可有人算過否？ 在那裡，我有“特權”出入圖書館内庫，自己檢書。那都是“開架”的，伸手即取。極大的廳，無數的桌椅，可以做工作。最近看見報上說有一冒牌“教授”，在各圖書館大偷其書！真可夠得上一條新聞。記得我們也有過一位“名學者”，就偷書賣書，後被發覺。可見“醜聞”也不分中外。 那書架上滿是台灣、日本、香港等地的書，大陸的也有，但極少，立在“書隊”裡，不免“黯然失色”。來自大陸的我，心頭另是一番滋味。 台灣的書，往往大套大套的多卷本。我頭一次入庫巡禮，就看見《齊如山全集》，十餘巨冊，煌煌然奪人眼目。我當時就深覺自己太孤陋寡聞了。心中暗語：怎麼？竟然有這麼多著作！一點兒也不知道呀！ 四十年代我在燕京大學時，和齊如山先生通過一次信，讨論“吹腔”《販馬記·奇雙會》。齊先生的一切，我并不深曉，隻知他是國劇學會的創始人，佐助梅蘭芳編撰劇本，是位博學之士。事隔數十年，方知他在海外享名甚高、著述極富了。 可是沒有時間也沒目力去看他的全集，心裡一直抱有遺憾。近日，忽然收到了寄自北京大學的一本書，打開看時，竟是《齊如山回憶錄》。卷端題有惠贈于我的上款，下款卻是一顆楷字印，印文是“如山先生子女敬贈”八個字，——我一下子“回到”了北美的圖書館，重溫了我上文所記的那些情景。 原來這是齊先生全集的第十冊，北京寶文堂重排的單行本。看序言，方知齊先生到台以後，到八旬祝壽時已有二百萬字的著述。這本回憶錄，是他的自傳，一下子也就有三十來萬字。從他的家世、幼年生活一直叙到他寫這部書。 齊先生是河北省高陽人氏。高陽是個了不起的地方，北方的戲劇鼓書諸般藝術，高陽都居重要地位。别的不及細說，單是那個老“昆弋班”，我二三十歲在天津還趕上了它的最後的一段“黃金時代”，那幾位特立獨出的絕藝奇才，如郝振基(老生、武生)、侯益隆(淨)、侯永奎(武生)、韓世昌(旦)、白雲生(小生)，簡直是“此曲隻應天上有”，說與今日的青年人，那是怎麼也想象不出的！這地方出人才，使我起敬。我對河北省的人才，抱有特别的“大同鄉”的感情。自然，也許有人嫌它“土”。但齊先生也名揚海外，不知可為高陽帶來一點“洋”氣否也。 巧得很，不久前南開中學老同窗黃裳老弟，特意來信，說是他在此書中發現一則紅樓秘本的掌故，亟為錄示于我。因此之故，我對這部書也就不同于一般的留意了。 齊先生記下的這段往事，文字不長，引來如下：“光緒十幾年間，先君掌易州棠蔭書院。有涞水縣白麻村張君，送過一部紅樓夢，其收場便是賈寶玉與史湘雲成為夫婦，但都讨了飯。此書後來被人拿去。已六十年矣，始終未再找到。恒以為可惜。”(見242頁)這段話，我看了真是感慨萬端。紅樓夢的這種異本，僅我個人收集的文字史料，現已有十幾條之多了，未想齊先生早見過此一異本。盡管仍然有人對此本之存在表示存疑，但從清代到民國不同時期的十幾家記載，異口同聲，這就很難說他們是“聯合造謠派”了吧？但我不曾料到河北易州涞水一帶，也有過此種本子出現。實在大可注意。(一個傳聞，說曹雪芹在蔚縣教過書。)看來，流落人間，幸逃百劫的紅樓珍本，還是可以抱有發現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