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成了這部五十萬字的長篇，我心中感到輕松，卻又覺得沉重。 回想四年前，上海文藝出版社四位編輯同志來我家約我寫這本書時，我就有這樣類似的心情。因為這是出版社作為重點工程來叫我挑這副擔子的，我感到榮幸；卻又覺得自己的才力有限，難免辜負廣大讀者的期望。而且，在這以前，我已應人民文學出版社之約，與一個同志合作寫《陶行知傳》，并已開始采集資料。但是幾經考慮，我還是接受了上海文藝出版社給我的任務，那是由于有李濟生同志的支持，并告訴我已征得巴金同志的同意，這才使我有勇氣挑起這副擔子。 感謝人民文學出版社屠岸、季滌塵同志的大度，他們在接到我的道歉信後，不但不責怪我另有所擇，相反，出于對整個出版事業的熱誠，他們竭力支持我寫、希望能早日看到的《巴金傳》。他們這種寬容态度和良好作風，在《巴金傳》出版的時候，特别使我難以擺脫對他們的感激之情。 說實在，對我個人來說，這兩家出版社過去都出版過我的書，兩個編輯部都給過我熱情的鼓勵和幫助，我都銘感在心，願為它們盡心盡力，繼續做點工作。我放棄《陶行知傳》的寫作計劃，而從事《巴金傳》的寫作，是由于我個人覺得巴金、陶行知雖都是我的前輩和老師，但我對巴金生平的了解，要比對陶行知的了解為多。特别是巴金同志還健在，他的許多朋友和熟人就生活在我們的周圍，我有什麼事情不清楚，可以向他們随時提出咨詢。同時，我還認為對當前讀者需要來說，也許《巴金傳》比《陶行知傳》更為迫切。 這樣，我就終于行動起來。不但動手翻閱資料，還搬動兩條腿，不間斷地登門拜訪巴老，同時又訪問了他的一些朋友和熟人。當然，首先要感謝上海文藝出版社給我創造了條件，讓我由李濟生同志陪同到他的故鄉成都訪問。在與巴金的衆多家屬包括他的堂弟李西舲、侄子李緻等人的聚談中，使我有機會了解到巴金大家庭的百年變遷。濟生同志還陪我去四川大學，會見了巴金二三十年代老友盧劍波教授。這位須發全白，已達八十五高齡的老人，他向我提供了二十年代巴金與他的那些年輕朋友一起辦刊物的情況，加深了我對五四運動前後四川社會的印象與認識。隔了一個時期，濟生同志又陪我到北京，住在中國現代文學館招待所裡，與現代文學館劉麟等同志交流了有關巴金資料研究的成果；并到北京圖書館去參觀了在那邊展出的巴金文學創作生涯六十年展覽會。這個展覽會，是由北京圖書館與中國現代文學館聯合舉辦的。它增強了我寫《巴金傳》的總體觀念。 在這以前，我還在北京訪問過冰心。冰心前輩談起抗戰時期重慶書市買不到她的書而巴金為此感到焦急的情景：他向她約稿，并為她編作品集，并替她的書寫序，給她豐厚的稿酬，卻不計較他自己的利益。“他真是個善良到極點的人。”冰心的話很使我感動。當《巴金傳》開始在《小說界》連載後，我又在北京乘全國散文雜文評獎委員會開會時機，與唐弢同志作了一次長談。唐弢向我談了他在抗戰時期和抗戰勝利後與巴金交往的情景，然後又談到一九五六年秋天他自己入黨後，根據上級有關同志的囑咐，去巴金家中動員巴金寫申請入黨報告。當時唐弢用朋友問随便談話的形式向巴金說：“老巴，我看你也該向黨打報告，提出入黨要求了！”巴金卻笑了起來，很快回 答說：“這多年來，我自由散漫慣了，組織觀念不強，看來還要努力。我想我還是留在黨外的好。”唐弢的這一段回憶，也幫助我進一步認識巴金怕受拘束的性格。 在我向巴金的朋友們訪問中，錢君匋關于巴金二十年代末期在上海時情景的叙述，黃源、趙家璧關于巴金與魯迅的關系，以及與靳以一起編辦刊物時的回憶，朱雯關于巴金在三十年代初到蘇州去看他時的一段往事談話，王辛笛關于解放初與巴金一起到北平參加第一次文代大會時情況的陳述，師陀關于他在抗戰前剛從北平來滬第一次見到巴金時情景的追叙，柯靈關于在“文革”開始前文藝界情況的介紹，王西彥關于他在“文革”中與巴金同在一個“牛棚”裡生活時情景的描繪，黃裳關于巴金在霞飛坊生活時的往事叙述，馬雲關于文化生活出版社編輯事務的憶舊，所有這些都為我寫的《巴金傳》充實了内容。而南京大學教授楊苡、上海科學院細胞生物學專家王蘅文、文藝出版社幹部蕭荀、盧灣區産科醫院高級助産士沈瘐香等對我的談話，則更多有關巴金夫人蕭珊的事迹，當然這也相應豐富了巴金每個時期的生活内容。 此外，還有一些雖然與巴金不相認識，卻非常了解當年時代環境的老人，出于對上海文藝出版社事業的關心，和對《巴金傳》寫作的熱情期望，他們或則接受我的采訪，無私提供我大量素材；或則主動寫信來，向我補充資料，有時還糾正我在《小說界》發表的初稿中的訛誤。其中曾在三十年代《時報》擔任過本市新聞版編輯的顧芷庵先生，向我詳述了當年他的同事吳靈緣經手編發巴金長篇小說《激流》（出書後改稱《家》）在《時報》上連載時的經過。另一在盧灣區老年大學工作的秦駕彭老人，還主動寫信給我，告訴我當年為巴金介紹《激流》給《時報》刊用的文化人火雪明是川沙人，而不是甯波人。市立第二中學王镫令老師還介紹他的同事林老師與我相識，為的是林老師曾經做過巴金外孫女端端的班主任。他的目的是希望我在《巴金傳》中把巴金的家庭生活和端端的學校生活聯系起來，使巴金的教育思想（對當前教育改革的看法）在作品中寫得更鮮明。至于續卷寫作過程中，則得益于人民文學出版社《巴金全集》責任編輯王仰晨，中國現代文學館副館長劉麟，以及巴金先生在四川老家親屬李緻同志提供的材料甚多。 上海文藝出版社編輯部對《巴金傳》出版的重視，和廣大讀者群衆也包括巴金的朋友們對這本書的熱情關注，都使我日夜處在緊張不安的狀态中。但是相反，巴老對我的寫作，卻十分放手，他從不向我表示應該怎樣寫或者寫什麼。他像尊重一切作者寫書一樣，從不對我幹預。雖然我每寫好一章，總把原稿交給他，希望他看一下；但他有時幾乎一字不看就轉給李濟生同志了。因此，有時文章在《小說界》登出後，他才發現問題。比如我把他的三叔和《家》中的四叔等同起來，以緻寫成與祖父的姨太太經常勾結在一起制造事端的壞人。這使他感到不安。他對我說：“其實，三叔不過脾氣不好，起初與我們兄弟相處得也還是不錯的。”在出書前，他請他的女兒李小林同志把全文一字一句的念了一遍給他聽，并向我提供了一些補充修正的意見。